"手斧是旧石器时代的工具，末端尖锐或器具整体呈泪滴形状。旧石器时代人类手持手斧将其用于多种用途，他们先在脑中设计想要打造的器物形状，然后按构思将材料打制成手斧，因此手斧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心智水平的巨大飞跃。手斧在西欧、中东、非洲、英国、印度与东亚广泛分布，大约170万年前至10万年前使用。据推测，手斧最早由直立人（Homo erectus）发明。 这把斧头出土于京畿道涟川郡全谷里。上世纪40年代初美国考古学家莫维士（H. L. Movius）将旧石器文化分为欧洲的“手斧文化圈”与亚洲的“砍砸器文化圈”，主张东亚地区当时没有手斧。而1978年全谷里出土的这件东亚首把手斧颠覆了莫维士的这一理论。"

"这是韩国新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栉纹陶器，距今约六千年前制成。陶器呈简洁的V字形，分为口缘部、腹部、底部三部分，分段由多样纹样装饰而成。新石器时代陶器纹样有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等。施纹方式有在陶器表面绘制、刻制或贴粘土条等。其左右对称、均衡感十足的纹样布局充分显示出新石器人高超的空间构成能力、审美观与精神世界。 新石器时代人类偶然发现粘土经过火烧会变硬，于是利用这一原理发明了陶器。他们学会制作陶器后，开始贮存烹饪食物，逐渐过上定居生活，获取新的食物来源，人类生活方式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韩国的青铜器文化以公元前5-4世纪前后为准，可分为制作辽宁式铜剑、韩国式铜剑的两大阶段。顾名思义，韩国式铜剑是韩半岛青铜器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文物。韩国式铜剑不同于以往的辽宁式铜剑，它剑身极窄，呈锐利的直刃形，故而又称细形铜剑。与辽宁式铜剑相同，韩国式铜剑也是在分剑身和剑柄，插接使用，且可以按照不同的研磨方式、形状区分铸造地区与时期。初期韩国式铜剑剑身上的节带凹弧不太明显，但越到后期其内凹越明显。韩国式铜剑常与精纹镜、铜铃、玉、土器伴出。不少坟墓中出土了大量在当时较为稀少珍贵青铜文物，由此可知，当时的社会已出现强权统治者。韩国式铜剑的意义不止于武器，还象征着社会统治者的政治权威。

精纹青铜镜是韩国式铜剑文化的代表。以往的粗纹镜多在中国东北地区、沿海州、韩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发现，而精纹镜只在大同江以南地区被发现，由此可知其首创于韩半岛。精纹镜与粗纹镜一样，属于镜背有两三个纽的多纽镜。精纹镜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刻有粗纹镜无法比拟的精致纹样。为刻制出精致的纹样，精纹镜先用细沙制模，再在刻出纹样的模具中浇注熔化的青铜液，待其冷却后拆模，最后研磨出平滑无纹的镜面。随着青铜器制作技术的不断发展，精纹镜的刻纹技法较粗纹镜有了较大进步，能够准确刻出同心圆，线条间隔也更加细密，纹样更精致。推测当时的精纹镜不是日常生活用品，而是象征太阳的祭祀礼器或宗教权威的象征物

铜铃始现于韩国式铜剑文化巅峰期的韩半岛中西部地区。竿头铃、八珠铃等铜铃与韩国式铜剑、精纹镜伴出。后来包括铜铃在内的青铜器主要制造地移动到韩半岛东南部地区，这一地区的主要出土品有锚铃、茧铃、竿头铃等，由此可知铜铃的种类与制作方法出现了变化。据推测，铜铃在当时被作为礼器使用，这显示出“声音”在当时的祭礼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竿头铃的铃铛逐渐变长、内铃变大等特征可知，其发声功能更加受到重视。铜铃作为韩半岛青铜器时代极具代表性的文物，以其形态和功能显示出韩半岛青铜器的独创性与特质。

"将透明水晶切削成多面体串成的这条华丽项链出土于金海良洞里遗址的一座木槨墓。人们自古以来就喜欢用饰品把身体装扮得更加美丽，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已经学会磨制玉石饰物，而玉项链在玉石首饰中最具代表性，几乎在各个时期都有制作，不同时期的饰品呈现出不同的材料和形态特点。三韩地区的铁器时代文化特征明显，盛行用水晶、玛瑙、琥珀等彩色宝石和从中国引进的玻璃制作工艺制成的项链。 据《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载，三韩（马韩、辰韩、弁韩）时期的人们认为，珠玉比金银更珍贵。这一时期的坟墓里出土的大量珠宝玉石制品也为相关记录提供了有力支撑。尤其是庆州、金海等辰韩和弁韩地区制作大量的水晶珠使用。这条珠串项链便充分展现出三韩人精湛的水晶加工技术和华丽的审美风格。除此之外，三韩的玻璃制作工艺也日趋成熟，开始制作红、蓝等彩色玻璃珠。"

"石室墓在高句丽时期得到发展，墓中绘有生活习俗、装饰纹样、四神图等多样主题的壁画。壁画墓自三世纪中期至七世纪中期持续建造，主要集中在高句丽的故都集安、平壤一带。高句丽壁画墓起初受中国的影响形成，后来逐渐实现创新，作为高句丽独有的文化实现进一步发展。 江西大墓的羡道、玄室设于地上，墓壁、藻井用打磨的花岗岩建造。墓室四壁绘有四神主题的壁画，东西南北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藻井上绘有莲花、飞天、奏乐天人、麒麟、凤凰等神圣的存在和忍冬唐草纹、山岳等，表现出道家思想与佛教的来世。墓顶石中央绘有黄龙。生动的四神图像与多彩流畅的墓顶壁画显示出高句丽墓室壁画的巅峰期水平。展出的这幅江西大墓模写图由日本人小塌恒吉绘于日帝统治时期的1930年左右。"

"这块石砖在忠清南道扶余郡外里的百济寺庙遗址内以平铺状态出土。石砖四角有槽，可以彼此连接固定。石砖上刻有山水、莲花、凤凰等共八种寓意理想世界、吉祥物、辟邪意义的纹样，可以从中透视百济人的精神世界。 这块山水凤凰花纹砖下方刻绘有潺潺溪流，其后是连绵的山峰，左右皆是悬崖峭壁。一只巨大的凤凰立于中间的最高峰上展翅欲飞，其左右环绕祥云。从山峰刻纹象征性地表现出仙人居住的三神山这一点可以窥见百济人的道教世界观。"

有刺利器是一种将长方形铁板的侧面剜出刺形装饰的礼器，下侧留孔用于插柄使用。有刺利器大多出土于坟墓，由此推测它一种祭祀工具，人们手持此器参加仪式或丧礼行列。有刺利器在伽倻的几个部落都很盛行，其中阿罗伽倻盛行的有刺利器最为独特，用鸟形铁板改采刺形。迄今为止，鸟形刺利器仅在伽倻地区出土，是该地区的独创文物。古代韩半岛人认为鸟儿能将亡灵引渡到冥界，因此鸟形刺利器有将亡魂带往阴间的意义，展现出伽倻人的死后世界观。

这顶金冠和这条金制腰带出土于五世纪新罗王陵庆尚北道庆州市皇南大冢。金冠设计简单，发箍上有枝状和鹿角形状立饰。金冠中蕴含着四至五世纪新罗最高统治者麻立干的身份与世界观。金制腰带与金冠一同象征麻立干的神圣王权，腰带上垂挂着鱼纹装饰、小刀、曲玉等多样日常生活工具，寓意麻立干的日常生活。冠在古代东亚社会是极具代表性的服饰之一，象征佩戴者的身份。当时各国都以其独有的王冠象征威严，新罗王冠以枝状立饰象征王权是其独特之处。

广义上的新罗陶器是指在韩半岛的古代国家新罗生产流通的陶器类，狭义上则是指自四世纪至新罗实现统一以前所生产和消费的陶器。器皿种类有长颈壶、高杯、碟、杯、托、罐等。这些器皿主要出土于坟墓中，推测是为死者准备的随葬用品或祭祀用品。古代人认为人死后要在墓中度日，因此在死者坟墓中埋入器皿等生活工具。在东亚，中国从早发明了瓷器，新罗则继承发展了其独特的陶器传统，新罗陶器胎体轻薄、自然落灰釉。新罗独特的陶器文化和技术堪称世界之最。

这座十二生肖像出土于庆州金庾信将军庙周围的坟墓。陶像面部表情生动，呈穿盔甲佩刀的神将造型，其盔甲装饰华丽逼真，背后天衣长带飘扬。金庾信庙周围埋有这些戎装的十二生肖像，墓丘护石周围还立有便服十二生肖像。以生肖俑随葬的习俗自中国唐代传入新罗。中国有将十二生肖制成墓俑随葬的风俗，而新罗则将其浮雕于墓丘护石之上。十二生肖是时间和方位的守护神，生肖像通常呈兽首人身的披铠甲带刀武官造型。

汤匙是一种用来舀取汤羹的餐具。韩国从青铜器时代起就开始使用骨匙，不晚于三国时期广泛使用金属匙。高丽时代的汤匙形制大体上是匙头扁平、匙柄弯曲弧度较大且末端分叉形如燕尾。高丽时代遗址内有大量此类汤匙出土，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同时使用筷子和汤匙取食进餐。中国和日本也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汤匙，但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古代汤匙的用途更接近于盛汤用的勺子，而日本的汤匙更常见于款待外国使臣的宴会上，在日常饮食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只有高丽时期的人们同时用筷子和汤匙搭配进餐，这一习俗差异也一直持续至今。

《龙飞御天歌》是歌颂朝鲜王朝的开国君主太祖和太宗伟业，记录朝鲜王朝建国历程的长篇叙事诗，用韩文撰写，加汉文注释。韩文是朝鲜世宗时期创造的韩国固有文字，名为《训民正音》，1446年颁布。而《龙飞御天歌》成书于此前的1445年，1447年初版发行，是最早一部用韩文编撰的作品，也是研究15世纪韩国语言和文学的宝贵史料。从用韩文创作史诗乐章强调朝鲜建国正当性这一点推测，《龙飞御天歌》的目的在于提高韩文的权威。

仪轨是指叙述礼法规矩的书，是朝鲜王朝举行婚礼、丧礼、国王即位仪式等重要仪式活动之后，用文章、图画记录相应活动的筹备、实施、收尾全过程的书册。这套仪轨原本存放于江华岛的图书馆外奎章阁，1866年丙寅洋扰 (朝鲜高宗三年法国舰队入侵江华岛的事件）爆发后绝大部分被烧毁，其余297册被法国掠走，并于2011年时隔145年重返祖国怀抱。外奎章阁仪轨使用高级纸张，用精致的字体、天然颜料精雕细画，用高级绢本制作封面，主要用于供国王参阅，彰显当代至高的图书水平与艺术品位，尤其是作为国内外唯一的记录资料，其意义更加深远。仪轨是同为儒教文化圈的中国、日本、越南所不具备的韩国独特的记录遗产。

朝鲜的君王多擅长书画，涌现出不少诗书大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幼接受诗文书画教育，即位后仍不断精进。朝鲜国王即位后通常会收集先王真迹将其制成石刻，以表继先君达孝道之意。由此，御笔石刻在记录和推广历代君王真迹的同时也成为展示朝鲜王室文化优越性和正统性的一种手段。《列圣御笔》就是用御笔石刻拓本整编而成的字帖，制作几本后发布。宣祖在朝鲜历代国王中书法水平最高，他推崇当代著名书法家韩濩（号石峰）的字体，在韩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朝鲜王室杰出的书法作品也通过这些石刻得以永世流传。

"挂佛是聚集众人举行大型法会或佛教仪式时露天悬挂的大型佛画，通常高8-9米，最长甚至超过12米。 挂佛是朝鲜独有的佛画形式，未曾见于同样拥有佛教文化的中国和日本。究其起源，可能是朝鲜时期的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两次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无数百姓死亡，人们为祭奠死去的父母兄弟纷纷前往寺院举行超度亡灵的佛教仪式，寺院则在慰祭亡灵的预修斋或水陆法会上挂出挂佛，将亡灵引渡到极乐世界。挂佛在灵山斋、观音斋等佛教仪式上也被广泛使用。挂佛和朝鲜时代的佛教意识一直流传至今，一同构成了韩国佛教文化的本质特征。"

朝鲜时期的华角工艺是中国和日本所不具备的韩国独特装饰工艺。该工艺在薄纸般的牛角片背面作画，然后将其贴至木质家具表面。推测其最早起源于在海龟玳瑁甲上涂色装饰。华角盒使用原色颜料作画，突显装饰效果，多见于内室家具、梳子等专供女性使用的器物。这只华角盒的每张牛角片上分别绘有不同画作，拼合成一幅充满想象力的画作，有龙、虎、獬豸、大象等神兽，还有象征吉祥富贵的童子和牡丹。底面涂成红色有驱赶鬼神之意，还能将空间装点得更加喜庆。展现出朝鲜时期女性的安逸生活和对美的渴求。

这两尊雕像是工作人员对京畿道南杨州水钟寺金堂旁边的八角五层石塔进行拆卸修理时发现的30尊佛像中的一部分。这30尊佛像和菩萨像承载着朝鲜宣祖继妃仁穆大妃的心愿，于1628年入塔。每一尊的手势和装饰都略有不同，同放在一处欣赏可以领略变化和多样性美感，同时又有着大型佛像中难得一见的可爱面庞。与其他朝鲜时期佛像一样，这尊佛像也有着头部比例大，脸部前突的特点。分析认为，这一特点反映出朝鲜时期经常在殿阁内举行佛教仪式，需要近距离拜佛等当时建筑特点的演化。

梵钟是佛教仪式上使用的法器之一，韩国的梵钟无论在形态还是装饰纹样上都与中国和日本的梵钟有所差别。韩国梵钟上用于吊钟的环是一条龙的造型，即单龙纽，有别于中国和日本的双龙纽。不过后期受中国影响，朝鲜时期也出现了双龙纽钟。另外，韩国梵钟的龙纽旁边有甬筒（钟顶上的柄为甬），而中日两国皆无。天兴寺钟忠实继承了韩国梵钟的典型特点，其钟身中央的神位状装饰尤为别致，内有“圣居山天兴寺钟铭统和二十八年庚戌二月日”的阳刻铭文。龙纽上神龙目视前方的造型始现于高丽时期。

这只梅瓶瓶口较小，肩部线条饱满流畅，肩下渐敛收腰再外撇，整体造型稳固挺拔，展现出高丽青瓷特有的曲线美。其装饰纹样也颇为引人注目，器肩以黑白两色镶嵌纹勾勒轮廓，末端以结饰收尾，瓶肩部犹如披带织物装饰。瓶身中央绘有象征富贵的牡丹，其花瓣边缘加饰铜红彩，更显生动活泼。由于铜颜料极易在烧制青瓷的高温环境下蒸发，这一技法未被当时的其他东亚国家广泛使用。此瓶也见证了高丽工匠将铜红彩施于青瓷的高超技艺。这件融入装饰性要素的作品代表了13世纪高丽梅瓶的高超水平，从中也可以感受得到高丽贵族的典雅品味。

"高丽青瓷在高丽王朝陶瓷中最具时代艺术特色，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广泛制作白瓷。已经证实发现高丽初期的砖筑窑曾烧制白瓷，全罗道康津和扶安这两个高丽青瓷的主要窑区也有白瓷出土。高丽时期的白瓷主要仿照青瓷的形制和纹样制作，工匠们在镶嵌青瓷盛行之际也仿制了一些类似的白瓷，这件白瓷梅瓶便是其中的典范。 此瓶呈香瓜状，通体以凹纹六等分，每面镶嵌一个菱形。每个菱形面以青瓷胎土镶嵌，菱形内黑白镶嵌有牡丹、芦苇、蒲柳纹。这件梅瓶具有在白瓷上镶嵌青瓷胎釉，再在其中黑白镶嵌纹样的特色，是融高丽青瓷和白瓷于一身的杰作，见证了高丽制瓷工匠的杰出创意，即使是在当时白瓷和青瓷技术发展成熟的中国，这种表现手法也不多见。"

"粉青沙器的全称是“粉妆灰靑沙器”，指在灰黑色胎体上涂施白色化妆土装饰的瓷器。粉青沙器通常采用多种装饰手法，充分展现出朝鲜时期人们的审美。其暗色胎底与白釉装饰纹形成绝妙对比，将装饰纹衬托得更加醒目，有质朴简洁之感。 这件粉青沙器呈扁长圆柱形，是用来储存液体或出行时方便饮水的容器。瓷缸一面绘有一条口衔水草悠闲畅游的鱼儿，另一面以牡丹叶纹装饰，图案十分生动逼真。鱼产卵多，是生育繁衍的象征，又谐音“余”，寓意丰庆有余，是一种常见的吉祥纹饰。"

"这件梅瓶形体丰满、线条流畅、造型优美，充分展现出朝鲜前期白瓷瓶的古朴典雅之美。系在瓶口的线绳纹自然垂下，恰如其分地重现了李白诗句中"玉壶系青丝，沽酒来何迟”的场景。从瓶底内侧的韩文可知，其制作时间是在创制韩文的1443年之后。 朝鲜盛行无纹白瓷和青青画白瓷，这件用以简单铁绘纹样装饰的褐彩梅瓶实属罕例。由瓶口贯穿整个瓶身的线条自然有力，兼备内敛与大气之美感，即使放到现代也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