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斧是旧石器时代的工具，末端尖锐或器具整体呈泪滴形状。旧石器时代人类手持手斧将其用于多种用途，他们先在脑中设计想要打造的器物形状，然后按构思将材料打制成手斧，因此手斧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心智水平的巨大飞跃。手斧在西欧、中东、非洲、英国、印度与东亚广泛分布，大约170万年前至10万年前使用。据推测，手斧最早由直立人（Homo erectus）发明。 这把斧头出土于京畿道涟川郡全谷里。上世纪40年代初美国考古学家莫维士（H. L. Movius）将旧石器文化分为欧洲的“手斧文化圈”与亚洲的“砍砸器文化圈”，主张东亚地区当时没有手斧。而1978年全谷里出土的这件东亚首把手斧颠覆了莫维士的这一理论。"

"这是韩国新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栉纹陶器，距今约六千年前制成。陶器呈简洁的V字形，分为口缘部、腹部、底部三部分，分段由多样纹样装饰而成。新石器时代陶器纹样有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等。施纹方式有在陶器表面绘制、刻制或贴粘土条等。其左右对称、均衡感十足的纹样布局充分显示出新石器人高超的空间构成能力、审美观与精神世界。 新石器时代人类偶然发现粘土经过火烧会变硬，于是利用这一原理发明了陶器。他们学会制作陶器后，开始贮存烹饪食物，逐渐过上定居生活，获取新的食物来源，人类生活方式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农耕纹青铜器逼真描绘青铜器时代的农业耕作场景。公元前15世纪前后，韩半岛上出现了以稻作农业为中心的农耕这一新生计经济，随之社会上也出现了很多变化。其中推测出土于现今大田市一带的农耕纹青铜器是一件宝贵的资料，鲜活记录下尚无文字时期的社会面貌。 农耕纹青铜器上带有环圈的部分描绘了一只坐在枝叉上的鸟，另一面绘制了一个耕地的男人和一个拿着镐头的人，左侧绘有用缸装谷物的场景。耕地的男人将羽毛插在头上，不着寸缕地用犁耕地。图中自春至秋地描绘了播种、耕耘与收获的场景。从赤身耕地的男人面貌可知，这尊青铜器不只描绘农业场景，还可能是一件用于祈愿丰收的古代礼仪用具。推测其可能制作于公元前五至四世纪韩国式铜剑文化发祥之际。"

庆尚南道昌原茶户里遗迹是韩半岛最古老的木棺墓群之一，为研究古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新资料。茶户里遗迹木棺墓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棺下设有放置随葬品的腰坑，这一特点在茶户里遗迹中首次发现。腰坑里放有一个篮子，篮内有大量陪葬品，如带有涂漆刀鞘的韩式铜剑与铁剑、青铜矛和铁矛、箭矢等的武器类，犁铲、铁斧等铁农工具类，中国镜子、带钩、珠子等饰品，漆器、扇子、马铃、五铢钱、毛笔等。从中国镜子、五铢钱可知，这座坟墓建造于公元前一世纪后半期。据历史记载，弁韩国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与先进的冶炼技术，还向乐浪、倭等地出口铁，并将铁作为货币使用。当时弁韩的统治阶级掌管铁的生产与交易，由此累积了大量财富，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张势力。茶户里遗迹是弁韩统治阶层的墓地群，推测其中出土陪葬品数量和种类最多的一号坟墓的墓主曾是弁韩的统领。

"这是一座位于庆尚北道庆州市路西洞140号坟南侧的坟墓，因出土与高句丽有关的青铜盒 “壶衧”而得名“壶衧冢”。这个壶衧由半球形的壶身、扁平的壶盖两部分组成。带足的壶底阳刻有“乙卯年国罡上广开土地好太王壶衧十”字样与“#”形纹样。“国罡上”是国王坟墓所在地的地名，“广开土地好太王”是广开土大王的谥号，代表后人对其开拓国家疆土业绩的称颂。“乙卯年”是晚于广开土大王去世年份（412年）的415年（长寿王三年），可见此壶是为悼念而制作。对于壶上的“十”字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人推测当时制作了十个或更多壶衧。上部中央的“#”形纹样至今尚不知其意。 端放在墓主头部右侧的青铜盒蕴含着关于高句丽、新罗历史的重要线索。据记录，广开土大王应新罗奈勿王之请，派遣五万大军为当时处于周边国家威胁中的新罗雪中送炭。推测这只器皿或许是新罗使臣在乙卯年（415年）出席广开土大王悼念活动后得到，并经世代相传最终带进坟墓之物。"

"百济武宁王陵可谓是百济文化的宝库，内藏有4600多件珍贵文物，从坟墓形制、出土品可知百济文化的国际性。墓内发现的墓志石让武宁王陵成为三国时代王陵中唯一一个墓主身份明确的王陵，这座王陵也成为东北亚古墓研究的重要标准。 武宁王陵出土金制冠饰在王与王妃头部附近各叠放两件。中国史书《旧唐书》中有“王服大袖紫袍，青锦裤，乌罗冠，金花为饰”的记录，由此可知，武宁王陵中的金制冠饰就是史书里的金花。王妃冠饰在薄金板上镂空刻纹，与国王冠饰不同，纹样左右对称，没有垂饰。纹样以花瓶为中心，上下部分别用唐草纹、莲花纹装饰，如实呈现佛教的世界观。类似冠饰从未在其他地区被发现，彰显出百济独特的文化魅力。"

这是在大伽倻的王陵级坟墓庆尚北道高灵郡池山洞32号坟墓中出土的铠甲与头盔。铠甲依照人上半身的形态排列后加钉固定打造而成。头盔形如桃核，头盔后部贴有一块长坂用于保护颈部，这是其特点之一。此外，还出土了一件遮盖肩膀的铠甲，这种铠甲的构成及其形态均为当时大伽倻的独有风貌。大伽倻铠甲与头盔始制于五世纪，其传统可以追溯到三至四世纪在金官加耶中心地制作的铠甲。在伽倻起源并逐渐盛行的铠甲具有很强的防御功能，还流传至日本列岛的倭王权。这件铠甲体现了大伽倻优秀的冶炼和制铁技术。

这顶金冠和这条金制腰带出土于五世纪新罗王陵庆尚北道庆州市皇南大冢。金冠设计简单，发箍上有枝状和鹿角形状立饰。金冠中蕴含着四至五世纪新罗最高统治者麻立干的身份与世界观。金制腰带与金冠一同象征麻立干的神圣王权，腰带上垂挂着鱼纹装饰、小刀、曲玉等多样日常生活工具，寓意麻立干的日常生活。冠在古代东亚社会是极具代表性的服饰之一，象征佩戴者的身份。当时各国都以其独有的王冠象征威严，新罗王冠以枝状立饰象征王权是其独特之处。

"这是高丽忠穆王四年（1348年）建造的大理石石塔。原本坐落于距离国立中央博物馆60千米之外的开城敬天寺，此塔当时位于高丽王宫附近，用于举行王室祭奠仪式。从石塔一层檐部下侧的刻字可知，此塔由一位与中国元朝皇室有密切政治关系的人资助而建。 敬天寺石塔各部位建筑结构精致华美，不亚于木造楼阁，各层均雕刻有佛像。石塔塔身一至三层有四面凸出的12边形塔檐，类似于元代流行的蒙藏风格石塔。四至十层又遵循韩国石塔的传统，呈四方楼阁式结构，上下有别，独具风格。此塔可谓是融合了当时东亚流行风格完成的高丽原创设计。此外，约120年之后朝鲜王朝又在首尔圆觉寺建造了另一座与其材质、形状类似的石塔。"

这是韩国现存最古老的铁佛之一，原本位于忠清南道瑞山普愿寺。此佛虽用铁铸成，却如同石窟庵本尊佛释迦如来般生动逼真，佛像左臂处自然流畅的褶皱线条甚至优于石窟庵本尊佛。在韩国的历史长河中，铁质佛像仅盛行于统一新罗末期至高丽初期这一较为短暂的时期。主要是受到当时铜供应不畅等社会原因的影响。与铜佛相比，铁佛难免存在不少缺点，但这尊可与石窟庵本尊佛相媲美的铁佛充分展示出当时人们卓越的铸造技术。

大藏经由经藏，律藏，论藏组成，“经”说的是定学；“律”说的是戒学；“论”说的是慧学。它既是一本佛教经典，同时也蕴含着各领域的丰富知识，被称为“中世的百科全书”。中世纪东亚各国用本国语言制作大藏经，其中高丽的大藏经以其刻印精致, 校勘精细而闻名。1011年高丽朝廷为以佛教之力抵抗契丹军入侵而雕造《初雕大藏经》，后于1232年被蒙古军烧毁。由此，当时高丽王朝武臣政权领袖崔怡下令设立大藏都监，自1236年起耗时16年重雕高丽大藏经，祈祷击退蒙古。该版被称为《再雕大藏经》或《八万大藏经》。八万大藏经木板现在保存在庆尚南道陕川郡海印寺。这本《大般涅槃经》经典便是用其印制而成，讲述释迦牟尼涅槃的场景。这是帮助人们了解高丽佛教水平的宝贵资料，也是显示高丽卓越印刷技术的文化瑰宝。

这是1461年印制佛经《楞严经谚解》的韩文金属活字。《楞严经》讲述菩萨修行成佛的方法，“谚解”指将汉字翻译成韩文。朝鲜时期的官方文字虽为汉字，朝廷也同时制作和使用韩文活字。这本书是佛教经典中首部韩文译本，这些金属活字是现存最为古老的韩文活字，推测制成于1455年至1461年之间。朝鲜继承高丽的金属活字印刷术，在国家主导下制作了数十次金属活字，印刷出多样书籍。这是不同于西方和中日等国的朝鲜印刷文化独有的特点。

这是朝鲜时代地理地图学家金正浩为印刷大东舆地图制作的木板。木板上精致雕刻出山脉、河川、村庄、交通网、通信、军事设施等各种信息。每块木板尺寸为纵32厘米、横43厘米，承载南北47千米、东西63千米的地理信息。连接起60块木板印制的地图，便可形成为纵6.7米、横3.8米的大型全国地图。木板上还留有大东舆地图初次成图后金正浩继续矫正、修正的痕迹。

仪轨是指叙述礼法规矩的书，是朝鲜王朝举行婚礼、丧礼、国王即位仪式等重要仪式活动之后，用文章、图画记录相应活动的筹备、实施、收尾全过程的书册。这套仪轨原本存放于江华岛的图书馆外奎章阁，1866年丙寅洋扰 (朝鲜高宗三年法国舰队入侵江华岛的事件）爆发后绝大部分被烧毁，其余297册被法国掠走，并于2011年时隔145年重返祖国怀抱。外奎章阁仪轨使用高级纸张，用精致的字体、天然颜料精雕细画，用高级绢本制作封面，主要用于供国王参阅，彰显当代至高的图书水平与艺术品位，尤其是作为国内外唯一的记录资料，其意义更加深远。仪轨是同为儒教文化圈的中国、日本、越南所不具备的韩国独特的记录遗产。

1897年10月朝鲜高宗在圜丘坛举行皇帝即位式，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昭告天下将实现自主独立、富国强兵。大韩帝国皇帝高宗有意借此脱离清朝藩属，作为东亚帝国树立国威。为此，他使用皇帝御用的敕书、陛下、朕、万岁等词汇，身穿黄色衮龙袍，下令制作皇帝御用的国玺与御玺。大韩帝国于成立之年制作新御宝，将印纽从龟纽改为象征皇帝的龙纽，印章名称也由“敕命之印”改为“敕命之宝”。

韩文创制（1443年）前韩国人一直使用汉字记录传达信息，因此韩国自古就有表现汉字形态美的书法艺术。统一新罗时期著名书法家金生（711年-不详）扬名四海。金生吸收消化王羲之（307-365年）、颜真卿（709-785年）等中国大书法家的笔法，以畅快、豪放的笔致显示其独特个性。太子寺朗空大师石碑建于高丽光宗时期，收集金生真迹并临摹刻成。金生被誉为“新罗的王羲之”、“神品四贤”之一，如今他的作品已失传，这块石碑成为观赏其笔体的宝贵资料，蕴藏着恒久不变的艺术价值。碑石侧面刻有朝鲜中期文人朴讷（1448-1528年）用楷书写的发现碑石感言。

"写经是抄写佛教经典的信仰行为，也是一种修行方法。这件写经使用昂贵纸张，用金银字抄写佛祖教诲，装饰华丽。图中以流畅活跃的线条描绘释迦尼的说法场面、守护佛法的神将，用各式纹样填满画幅。 统一新罗时期的抄本是韩国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版本，写经的传统后来一直持续到高丽、朝鲜时代。尤其是高丽时代将佛教定为国教，与中国、日本不同，在国家的倡导下进行大规模写经活动。抄本中有(祈求)国家的繁荣昌盛与个人愿望等多样内容。变相图用绘画描绘经典内容，显示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画风与抄经人高水平的艺术世界。透过用金银粉精绘的写经，可以领略先祖用艺术视角诠释的深奥佛教世界。"

这是朝鲜时代保管官服等衣服的箱子，用鲍鱼螺鈿表现缠枝莲花纹装饰箱盖表面。贝壳具有独特的光泽质感，自古以来就被作为宝贵的饰品材料使用。这个箱子融合了高丽的传统与朝鲜的创新。纹样构成遵循高丽的传统，而切断螺鈿细丝表现曲线的切拨技法、用锤子敲碎较大螺鈿拼贴出自然纹样的打拔法等是朝鲜时代的独特技法。如果说高丽时代螺鈿工艺的主要特点是纤细的神韵，那么绘画般的螺鈿则是朝鲜时代的特色，这些独特之处正源自上述多样技法。东亚三国中，中国自唐朝以后螺鈿工艺衰退，逐渐发展出雕漆法，即把天然漆料在胎体上涂抹出一定厚度，再用刀在堆起的平面漆胎上雕刻花纹。日本则发展了莳绘技法，以金、银屑加入漆液中，显示出金银色泽。韩国方面，朝鲜时代继高丽之后继承了螺鈿漆工艺。韩国的螺鈿漆工艺利用天然材料，将长久研磨的精湛技艺和神韵融入作品。

孙基祯（1912-2002年）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韩国的马拉松选手，1936年在第11届柏林奥运会上获得冠军并创下世界纪录。但由于国际奥委会当时规定业余运动员不能领取奖品，孙基祯当年未能领取到冠军奖品希腊青铜头盔。此后，这只头盔在柏林的一家博物馆里保管了50年之久，直到1986年的柏林奥运会50周年纪念活动上才转交给孙基祯。韩国政府1987年将其指定为韩国宝物，孙基祯将其捐赠给国家时曾表示“这不是我的，而是我们民族的”。这只头盔在1875年起的古奥林匹亚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是一顶科林斯式头盔。科林斯式头盔自公元前七世纪起在科林斯等地广泛制作，具有头围部分外凸，向下逐渐收窄，颈部如喇叭般向外伸展的造型特点。

这是统一新罗719年一位名叫金志诚的人出资为已故父母建造的两尊佛像，因其出资者、建造目的、建造年代记录准确完整而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这两尊佛像分别是弥勒菩萨和阿弥陀佛，其体态丰盈饱满，曲线果敢流畅，栩栩如生，充分展现出兼容并包中国唐代雕塑样式的8世纪初统一新罗佛像的主要特点。唐代雕塑则受到印度古普塔时期雕塑的影响。与中国、日本不同，韩国主要使用花岗岩建造佛像。

佛像保持右脚横叠于左膝的半迦姿势，手托面颊呈现思惟之状。流传至今的三国时代佛像中半迦思惟像的比重颇高，可知其备受青睐，甚至有佛堂将其奉为本尊，极其重视。这可能是此类佛像在显示释迦牟尼生涯与思想的同时，又以其沉稳思惟的面相与半跏坐姿造型令人感受到艺术神韵。这尊佛像在简洁表现身躯线条的同时，注重突出褶皱的立体感，体现整体的造型美，早在1400年前建造的这尊高水平半迦思惟像堪称当时乃至韩国雕塑史的代表杰作。

净瓶原本是印度僧侣修行的时候随身携带的水瓶。传入韩国后其用途略有改变，除了携带用水瓶之外，还被用作佛教仪式上的盛水器具。利用入丝技法制作的这个净瓶彰显高丽时代卓越的金属工艺技术水平。入丝技法指的是用小钎凿金属表面，并镶嵌或覆盖其他金属构成图案的技术，源于韩国三国时代，在高丽时代实现了高度发展。制作者用小钎沿柳树、芦苇、水鸭、鸿雁、乘船人等纹样凿金属表面之后，镶嵌薄银线表现图案。银线如画笔般在净瓶上自如勾勒图案，显示高丽卓越的金属工艺水平。

"高丽是继中国之后第二个成功烧制青瓷的国家。高丽青瓷在青瓷的宗主国中国也受到青睐。南宋的太平老人在《袖中锦》中曾将高丽翡色青瓷誉为“天下第一”。 这只香炉无论是釉色、纹饰还是造型，均属首屈一指的高丽青瓷名品。 这只香炉由炉盖、炉身、底座组成。炉盖透雕七宝纹装饰，七宝纹线的交会点镶嵌有白芯。炉体在小圆柱外侧叠贴覆叶形成花形。花型底座以三只小兔作支撑，眼睛用褐彩点缀。这只香炉是阴刻、阳刻、透雕、象形、镶嵌、铁画、贴画等高丽时代青瓷匠人多样技法的集大成，制作精细，线条流畅圆润的节制造型，为高丽青瓷中的极品。"

此瓶正视宽圆、侧视窄扁、瓶口探出状如鳖。瓶身上的新颖图案和配色显示出朝鲜王朝初期的动感活力。推测使用者用绳子系在其瓶颈上随身携带酒水饮用。此瓶采用的剥地技法是在器皿表面施白土后用竹刀等尖锐的工具在白底上划出纹样，再剥掉纹样以外的部分露出胎土颜色，使纹样、底色形成明显对比。不同于普通剥地粉青沙器，这只龟瓶还在剥地处涂上富含铁粉的颜料，使黑底色与白色牡丹纹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提升视觉效果。瓶背上寓意富贵荣华的牡丹纹也呈现出粉青沙器随意率真、质朴苍劲的特有氛围。这只鳖瓶以其独特造型、装饰技法与纹样在东方陶瓷史界受到极大的重视。

"满月形白瓷罐因其形如又大又圆的满月而得名，显示出朝鲜后期白瓷文化的精髓。这只白瓷罐是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前期在京畿道广州官窑（主要在金沙里窑）中烧制而成。高约40厘米的白瓷罐由两个大碗上下拼扣而成，罐体中间有拼接的痕迹。形态并不完美的白瓷罐就像同样并不完美的月亮一样，给人以自然舒适之感。 此罐色泽清透明亮、罐体宽大圆润，是完美展现朝鲜的神韵与情感的代表性作品。近期在首尔宗庙、负责兵器生产的军器时旧址等地发现类似白瓷罐，因而推测它曾被作为王宫及中央官府的储藏容器使用。同一时期的中国、日本等地很难找到白瓷罐，因而可称其为完美展现朝鲜情感与神韵的典范。"

这是一幅以中国创世神话中的伏羲和女娲为题材的画作。左侧是女娲，右侧是伏羲，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蛇。他们的手中分别拿着曲尺与圆规，女人拿规天是圆，男人拿矩地是方，代表着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吐鲁番地区受汉文化影响的地方频繁出土具有中原文化特色、材料的文物。图中伏羲女娲面部和手部使用了自西方传入的阴影法，太阳和月亮采用中亚独有的几何图形描绘法。这幅画作是现存吐鲁番伏羲女娲图中保存状态良好的一件，具有较高的考究价值。

犍陀罗地区相当于今日巴基斯坦白沙瓦盆地、斯瓦特、塔克西拉及阿富汗的喀布尔盆地与贾拉拉巴德一带，是连接西亚、南亚、中亚的交通中心，这里的佛像受到印度、希腊、罗马与帕提亚等多种文化的影响。一至五世纪在此地发展起来的艺术被称为“犍陀罗艺术”。犍陀罗地区和马图拉地区最早创作出具有“人形”的佛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座佛像体现了将希腊式佛教艺术融入犍陀罗艺术的特点，其五官、头发、服饰逼真立体。雕塑表现的“菩萨像”原本是指成佛前的释迦牟尼，后来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人们逐渐认为其是追求成佛和救度众生的存在。

这是产自中国景德镇窑的白瓷青花花果纹执壶。此壶在洁白如玉的白瓷表面绘青花纹饰，侈口、细颈、鼓腹，把手造型华丽。执壶上的纹饰从上方起依次是草纹、莲花、唐草纹、果纹等。其制作方法是，先用毛笔蘸青花颜料在胎体上精细勾绘出这些纹饰，再施一层透明釉，最后经高温烧制而成。元代景德镇窑的 青花白瓷可谓是首屈一指的瓷器，明清时期作为外销瓷受到亚洲、欧洲人的青睐。据文献记载，朝鲜太宗李芳远（1367-1422年）在高丽为官的时候曾用青花盏喝酒。由此可以推测，中国青花白瓷输入韩国的时期不晚于高丽末期。

《源氏物语画帖》是将日本著名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引入画幅的作品。《源氏物语》描写了主人公源氏的爱情故事、政治野心、权力斗争，描写平安时代贵族社会，画帖每页由一幅图画与部分小说原文组成。人物服饰与风景描写细致精彩是其独特之处。画帖中将人物的眉毛绘成黑粗线，眼睛画成两条短线条。这是名为“引目钩鼻”的人物描绘技法，看似人物面无表情，千篇一律，实则帮助读者理解剧中人物情感。此外，画帖中还使用了“吹拔屋台”技法，这种画法省去房顶部分，仅用柱子与横推门描绘屋内的情景，有利于呈现从上方窥视屋内的小说场面。《源氏物语画帖》是一部绘画作品，细腻描绘日本平安时代华丽优雅的宫廷文化，显示将文学作品引入画幅鉴赏的日本绘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