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在对庆州市九黄洞皇福寺遗址的三层石塔进行拆分修复时，在2层屋盖石上部的舍利孔中发现了这两尊佛像。

承装佛像的金铜制舍利外函的盖内刻有楷书体铭文，每行20字共18行，此外还刻有99座小塔。据铭文记载，天授3年(692年)神文王驾崩后，为了缅怀宗庙内的神圣英灵，神穆太后与继承了王位的儿子—孝昭王一起在禅院伽蓝建造了三层石塔。圣历3年(700年)，神穆太后薨。大足2年(702年)，孝昭王驾崩后，继承王位的圣德王在神龙2年(706年)，将4颗佛舍利、一尊6寸大小的纯金阿弥陀像以及一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供奉于石塔2层。

舍利外函及舍利外函盖内，出土于庆北庆州市九黄洞三层石塔，统一新罗，706年前后

1942年发现了两尊金制佛像、金制银制方形盒、金制银制高杯、琉璃板、琉璃珠等。石塔舍利孔内没有发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舍利外函侧面以虚线雕刻了众多小塔，由此可推断出704年，汉译版《陀罗尼经》已传入新罗。

舍利函内发现了两尊佛像，一尊为立像，另一尊为坐像，铭文中没有具体记载佛像的姿势，因此佛像的制作年代及摆放顺序已不可考据。不过，通过两尊佛像的风格和造型样式可以推断出立像于692年建造石塔时被供奉于塔内，坐像则是在706年被供奉于此。观察佛立像的脸部可以发现，五官界线和轮廓十分柔和，两个嘴角微微上扬，面带古拙恬静的微笑。身披厚重的法衣，身体没有显露出来，表现手法颇具古风，即带有三国时代的佛像风格。通过这一点可知，佛立像极有可能是在692年修建石塔时供奉于塔内的。

而佛坐像的身体塑造得逼真写实、体态丰腴，衣褶自然流畅。五官界限分明，这也是统一新罗佛像的特点。一只手抬起，另一只手置于膝上，手结7世纪盛行的阿弥陀佛手印，展现出深受中国唐朝影响的统一新罗佛像风格，由此可以推断出佛坐像应是706年供奉于塔内的阿弥陀像。

佛立像的法衣通挂双肩，并缠于左侧后背，厚重的衣褶形成U字形，层层相叠垂落。与身体相比，双手较大，运用了一种与实际相差甚远的夸张表现手法。右手掌朝外举起，左手握衣角。手握衣角的造型在印度的马图拉(Mathura)佛像或犍陀罗（Gandahar）佛像，以及中国的6世纪佛像上也曾出现过，是一种颇具古风的元素。

最有意思的是从这种古风元素中能够发现统一新罗时代极为盛行的佛像造型样式。佛立像的U字形衣褶是统一新罗时代流行的衣褶的前身。这种身披层层相叠垂落的法衣的佛像也被称为阿育王像式佛像。据传说，阿育王像由印度的阿育王打造。在中国，刻有“阿育王像”铭文的佛像中，很多都是像这样法衣呈U字形，层层相叠垂落。统一新罗时代，佛像虽没有铭文，却制作出许多衣褶呈此种形态的佛像。

背光上雕刻着纹样和大小均不相同的同心圆以及熊熊燃烧的火焰纹，手法精致、细腻。佛头的正后方就是背光中心，覆有一层莲叶。台座由低矮的莲台和12角形底座组成。上面残留的痕迹依稀显示出制作过程，头与胸上可见将固定佛像的原型与铸型的榫卯拆掉后留下的痕迹。背上残留着铸造完成后将以土制成的原型挖掉留下的孔洞。背光和佛像，佛像和莲座都是分开铸造完成后再固定在一起的。

8世纪前期，统一新罗的佛教美术中全新融入了当时在世界上十分盛行的中国唐朝佛像风格，佛坐像展示出了这一造型形态在新罗是如何发展与演变的。与同时被发现的佛立像相比，佛坐像整体更显丰满，脸部五官的轮廓更加分明，展现出肃穆威严、严肃端庄的形象，这也是这尊佛像的一大特点。通挂双肩的法衣轻薄贴体，身体轮廓和丰满的躯体清晰可见。颈部刻有三道明显的横纹，手上有着逼真的掌纹，细节之处也都一一细腻地展现出来。垂于莲座下的法衣样式在中国唐朝佛像和台座样式中十分常见。右手举起，手掌朝外，左手置于膝上。这种手势与曾盛行于中国的阿弥陀佛像手势颇为相似。

佛坐像融合了自然写实的表现手法，却摒弃了肉感或观感上过于夸张的立体感，在这一点上与中国佛像表现出明显不同。这也为统一新罗佛像通过石窟庵走向巅峰奠定了基础。

背光、佛像和台座都是分别独立制作而成的，形象化地展现了头部周围佛光的头光和身体周围的身光融合在一起，通过一个背光体现出来。头光部分以莲叶覆盖，身光中央为藤蔓状纹样。其周围的莲蔓纹和火焰纹雕刻得精巧细腻。台座由三段组成，呈圆形，这一点也十分独特。

关于这尊佛坐像存在着一个疑问，那就是佛像的大小。根据铭文记载，阿弥陀像为6寸，但实际大小还不足4寸，这也是今后亟待我们解决的一个课题。

两尊佛像不仅首开将佛像供奉于舍利庄严具中的先河，而且是可推测出具体年代的王室发愿纯金佛像。背光与台座保存完好，世所罕见。此外，还展现出统一新罗时期的佛教雕刻勇于继承传统，推陈出新的精致美感和精巧的铸造技术，带我们领略到统一新罗佛像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