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文物是唐朝僧人实叉难陀（652~710年）翻译的《新译华严经》的写经变相图，是在新罗景德王13年8月~14年2月（754~755年）期间，由皇龙寺僧人缘起法师发愿制作而成。现存部分共两轴，分别是1~10卷1轴和44~45卷1轴，变相图附于1卷前。
变相图分为两幅：紫色橡纸的正面是金粉画成的宝相华和金刚力士像等尊像；背面是银粉画成的楼阁，以及楼阁中间的两个正面菩萨形和围绕其周围的菩萨众等。菩萨面部丰满，线条富有动感，呈现出很强的唐朝风格，为我们展示了当时国际文化交流的情形。

大宝积经是大乘经典中的有关菩萨修行法、授记成佛（佛对弟子预言：来生成佛）等的各种经的汇总，共120卷。本经是对第32卷《出现光明会》的说法内容，于1006年，由穆宗的后人千秋太后（献哀王太后皇甫氏）和外族宠臣金致阳一同发愿制作而成，是现存唯一的绀纸银粉金字大藏经，也是历史最悠久的高丽时期金字经。
变相图的内容是三位菩萨站立在莲花足座上散花供养。菩萨端庄、凛然，画面上端有琵琶等乐器漂浮在虚空中，下端有花草，且画面上有平行线，中间有云纹和花纹。从整体上看，空间结构和线描等方面继承了统一新罗变相图的传统，体现了高丽初期写经变相图的特征。

这件写经由7卷《妙法莲华经》和《佛说阿弥陀经》等构成，银粉写成，共4帖。前三帖的构成是：第一卷的背面写第二卷，第三卷的背面写第四卷，第五卷的背面写第六卷。第四帖的正面是第七卷，背面是《佛说阿弥陀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梵行品》、《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等。
变相图位于第一帖的正面（法华经第一卷前）和第四帖的背面（阿弥陀经前）。第一帖的正面用金粉绘有释迦说法图和护法神，第四帖的背面用银粉绘有阿弥陀如来和善财童子。各变相图的画面边缘有金刚杵和宝轮，画面下端和背景上有云纹，佛和菩萨的膝盖被表现成蜗牛纹，且面部扁平，头顶中央多肉，颇为奇特。

这件写经的变相图是用金线勾勒轮廓的神将，经文一行十四个字。变相图中的神将是发愿守护佛法的韦駄天（童真菩萨），这种变相图偶尔会出现在国王发愿的大藏经写经中。神将的身体位于画面的右侧，脸向着画面左侧，威风凛凛，富有动感。身体的朝向和舞动的衣裳向着画面的右侧，而光背火焰和左脚布角的方向与之相反，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动感，但并没有影响神像充满力量的形象。

这件写经的正反面都有经文和变相图：正面是“入不思义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的变相和经文，背面是“世主妙严品”的变相和经文，且经文上还画有菩萨、神将、天部众等的插图。行愿品的变相图以普贤菩萨坐在两株宝提树下向善财童子说法的场面为中心，采取左右对称的构图。在下半部画面中，有听法的菩萨众向普贤菩萨合掌施礼；在上半部画面中，普贤菩萨发出的光线以上的云端上有安坐的佛、菩萨和比丘等。其中，用金线勾勒的细腻笔触、漩涡纹的反复使用、端正的形态等都为我们很好地展现了十四世纪中期写经变相图的样式。

    这件文物是长安终南山万寿禅寺住持光明禅师慧月在元朝至元28年（1291年）4月8日佛诞节时发愿，在杭州制作而成的大方广佛华严经71、72、73和普贤行愿品的写经。根据发愿文可知绘制变相图的人物，且画面构成和线描法等方面与高丽的写经变相图相似处较多，因此推测可能出自高丽的写经僧之手，是对比研究韩中写经变相图样式的重要资料之一。

从日本东京神护寺流传下来的写经，是所谓“神户寺写经”之一。神户寺写经是平安时期代表性的金粉一体经，绀纸，银粉勾线，经文由金粉写成。
韩国的折帖本写经一般在四面都绘有变相图，但日本的写经一般是在两页上绘有变相图，且人物由线描勾勒而成，云纹用面表现，这些都与韩国的写经变相图有所区别。